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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之光》为例,浅析卓别林电影的艺术特色及思想魅力

发布时间:2020-06-16

  如果要用“此时无声胜有声”来形容一部电影的话,我想,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当之无愧地属于首选。
 
  这部上映于1931年的电影,是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也是其默片艺术臻于止善的电影。故事以流浪汉夏尔洛看似离奇的城市之旅为主要线索,讲述其邂逅了一位双目失明的卖花姑娘,从此便不可救药地陷入一见钟情的境地。为了不让卖花姑娘与相依为命的奶奶被房东逐出家门,为了治好姑娘失明的双眼,瘦小的夏尔洛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到与其身材完全不匹配的拳击赛,想尽办法来筹集相关费用,却不幸卷入了一场无妄的牢狱之灾。
 
  周星驰曾说,喜剧的本质是悲剧。
 
  《城市之光》正是以喜剧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工业时代及经济危机下人们的悲惨生活,以及时代变革下对人性的反思与救赎。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从艺术色彩、时代背景及主题思想等方面,去感受其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一、电影《城市之光》,卓别林采用了“开放式”戏剧结构和游刃有余的细节处理方式,从而使这部电影成为无声电影艺术的集大成者。
 
  《城市之光》拍摄时,电影业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业已迈入有声电影时代。然而卓别林貌似“不识时务”地在这部电影中继续沿袭了以往无声电影的模式,并最终在洛杉矶、纽约等地首映时获得极大的成功和声誉,其原因就在于卓别林将自己特有的艺术水平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电影的“开放式”结构设计看似平铺直叙,实则两线交织,主次分明,相得益彰。
 
  “开放式”戏剧结构最早是苏联戏剧理论家霍洛道夫在1957年提出来的。它注重戏剧结构的完整,情节塑造有始有终,人物刻画有头有尾,特别突出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和复杂的心理剖析,从而把情节的进展正面地展现出来。
 
  电影《城市之光》以流浪汉和卖花姑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流浪汉和自己搭救的百万富翁之间关系的变化为辅线,在双线交织的线索下,正是以“开放式”结构,把主人公流浪汉夏尔洛寻觅爱情、追求人性真善美的历程,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
 
  故事伊始,流浪汉夏尔洛无意中栖身于即将揭幕的象征和平的群雕下,进而上演了一幕滑稽、夸张的开场白。随后,夏尔洛在朝阳初升的时刻,漫无目的地流浪于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城市街头。当他用身上唯一的铜板买下卖花姑娘的那朵花时,随之释放而出的,不仅有他身上与生俱来的善良,还有一颗被唤醒的向往爱情的澎湃的心。
 
  故事在夏尔洛邂逅双目失明的卖花姑娘那一刻,沿着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次第而进行的。一方面,被爱情唤醒的夏尔洛,开始了为姑娘筹集救治款的爱的行动中,另一方面,一筹莫展的夏尔洛出于本能救了精神陷入危机中的百万富翁。
 
  面对百万富翁热情的邀请与挽留,流浪汉夏尔洛对治疗好卖花姑娘失明的双眼充满了难得的希望,然而等待他的却是百万富翁变幻不停的态度。束手无策的流浪汉只能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去拳击俱乐部赚钱。尽管他拼尽了全力,却依然在高大的对手进攻下,精疲力尽地倒在狭窄的拳击舞台上。
 
  束手无策的流浪汉夏尔洛再次徘徊在车水马龙的街头,从欧洲返回来的富翁对他非常热情,并慷慨解囊,给了他一千美元去资助卖花姑娘。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意外,流浪汉夏尔洛与富翁两人遭遇到强盗抢劫,在与误会他的警察机智周旋下,夏尔洛终于还是将钱送到了卖花姑娘手中,而他自己最终却锒铛入狱。
 
  数月后,秋天来临时,刚刚走出监狱的流浪汉终于在街上再次邂逅卖花姑娘,此时的她已经双目复明,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花店。当流浪汉的双眼定格在看到卖花女身上的瞬间,当卖花姑娘无意中触碰到那双熟悉的手时,故事在观众的意料外,也是预料中划上圆满的结局。
 
  正如卓别林对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所描述的那样:我总是力图以新的方法来创造意想不到的东西。假如我相信观众预料我会在街上走,那我便跳上一辆马车去。
 
  电影正是在夏尔洛与卖花姑娘以及夏尔洛与百万富翁关系演变的双线交织中,通过悬念的设置,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使观众的心被牢牢抓住,并随着人物关系和命运的变化而起伏,进而受到一场精神的洗礼与感动。
 
  其次,电影的细节处理细腻周到,对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心理做出了贡献。
 
  无声电影的魅力,在于它入心入肺的细节刻画,而卓别林的无声电影,细节刻画出神入化。尤其是每一个紧扣观众心弦的动作,都离不开精心的设计,或搞笑、或煽情,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的喜剧特色和艺术感染力。
 
  电影细节刻画的第一个表现,便是无处不在的强烈的对比手法。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流浪汉夏尔洛的闪亮登场,是把滑稽戏谑的搞笑动作与那个庄严的象征和平与繁荣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交织在一起的。一边是社会贤达人士关于和平与繁荣的侃侃而谈,一边是流浪汉夏尔洛无处安身的现实尴尬;一头是因揭幕仪式被破坏而显得气急败坏的大人物们的大吼大叫,一头是张皇失措的流浪汉为逃离现场而在雕像上演绎的夸张、搞笑的细节动作。而一股浓烈的讽刺意味,便在这强烈的对比手法中,扑面而来。
 
  与电影开场时用对比手法赚取观众笑点不同的是,夏尔洛为了心爱的女孩筹集房租和治疗眼睛的费用,参加拳击赛上场前后的艺术对比,则更多的是赚取了观众的泪点。一边是高大野蛮的形象,一边是瘦小单薄的身影;一边是训练有素、奸诈狡猾的对手,一边是毫无经验、质朴善良的夏尔洛。然而,面对实力相差如此悬殊的决斗,我们的主人公夏尔洛,却义无反顾。留给观众的,不仅有震撼人心的打斗,更有对因爱而激发出的勇气与力量的敬意与感动。
 
  电影细节刻画的另一个表现,便是那每一个带有温情的动作,凸显了人物固有的性格与刹那间的心理变化。
 
  法国著名导演阿贝尔·冈斯关于影片的特点有一句名言,他说:“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
 
  电影《城市之光》中的主要人物,贯穿始终的,便是那带着灵魂和温度的画面与动作。面对橱窗里婀娜多姿的塑料模特,夏尔洛欲看还羞的一系列动作,在体现自己流浪汉玩世不恭的性格特征时,却也从侧面表现了自己内心正常的渴求和率真的一面;而与卖花女在城市街角的初次相识,当夏尔洛意识到卖花女双目失明的那一刻,倾尽全力用身上仅有的一枚硬币买下卖花女那朵花时,其内心涌动而出的,既有同病相连而产生的怜悯,也有最纯粹的那丝爱意。
 
  最让人潸然泪下的画面,还是从狱中出来后再次邂逅卖花女的一幕。当两人的手触碰到一起的时候,那股暖流温暖的不仅是流浪汉,还有卖花姑娘等待已久的心。那双熟悉的手,勾起的是对以往点点滴滴的回忆,是卖花姑娘由衷的感恩之情,也是那最不易言说、却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柔情。
 
  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正是以其开放式的电影结构,和细节刻画中强烈的对比及富有灵魂的动作与画面,给我们呈现上一份无声电影艺术的饕餮大餐,一份引人深思的思想盛宴。
 
  二、电影《城市之光》中,既有对工业时代人类精神沉沦的反思,也有对人性救赎的探索。
 
  《城市之光》拍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代,既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高光时代,也是危机肆虐的黑暗时代;既是物质日益丰富的时代,也是精神不断沉沦的时代,既是政治和平与心理安逸的时代,也是政治动荡与人心恐慌的时代。
 
  这一大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是那场影响了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打破了工业化平静的进程,那些原本因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找到了一次重新对国家地位及国际关系洗牌的机会。只是,这样的洗牌方式,代价末免过于沉重,几十个国家卷入战争的漩涡,人员死伤不计其数,物质消耗无法估量。
 
  1918年11月,不堪重负的战争元凶,德国的水兵起义,为这场战争的终结加了一把劲。而之后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先后召开,暂时为这些野心勃勃的国家,重新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其中,最大的赢家便是美国。
 
  一战后的美国,进入了“柯立芝繁荣期”。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国际贸易应接不暇,纽约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这一时期,美国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街头的汽车车水马龙,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有了长足发展。而工业化的发展,则又推动了新旧价值观念的变革与冲突。
 
  首先,工业化燃起了思想文化生活领域解放的燎原之火。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成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进一步关注。社会保险覆盖面广,童工现象在生产生活中被禁止,继南北战争黑人争取到法律上的自由后,妇女在一战后也从法律角度获得了应有的权利。
 
  1920年7月《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服饰时尚的评论文章,文中说道:“现在美国年轻女性的裙边居然离地达9英寸——这已超出了传统所能容忍的范围,不过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等冬天来了,女人们的裙边还会降低到原来的高度。”可是让评论家大跌眼镜的是:到了冬天,裙边不但没降,反而又向上提高了好几英寸。
 
  这样的现象确实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给当时美国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变化。那便是铺天盖地的个性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的民主呼声,以及妇女浪涛滚滚般追求权益伸张的潮流。
 
  其次,工业化带来的是传统美德的丧失,是精神的异化。
以《城市之光》为例,浅析卓别林电影的艺术特色及思想魅力


 
  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在他的《美国的悲剧》一书中描写了工业社会中,克莱德·格里菲在扭曲了的精神和心态下最后自我毁灭的全过程。作为牧师家庭出身的主人公克莱德,本应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维护传统美德的意识。然而,为了追求个人幸福,贪慕虚荣的克莱德,为了追求富家女,竟然狠心的把自己已经怀孕的女友害死。最终,克莱德换来的不是所谓的幸福,而是法律的严惩。
 
  正如文学作品中的描述一样,一战后的美国,由于受到战争及工业化的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及秩序受到了空前的冲击。金钱至上、自私自利、精神空虚、贫富分化以及犯罪率的节节攀升,都让有识之土为之担心和焦虑。
 
  卓别林正是这样的一员。《城市之光》中夏尔洛与卖花姑娘的处境,就是对当时残酷不公的社会的映射和讽刺;而夏尔洛所救富翁一次次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情节设置,深层次揭示了物质丰富背后精神的空虚及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痛;拳击赛中的你死我活,也让人看到金钱至上理念下人的奴化与辛酸。
 
  卓别林的电影,其万众瞩目的原因,不仅在于他对这种异化精神的艺术展示,更在于他对人性救赎的探索。
 
  从夏尔洛花掉身上仅有的一枚硬币来买卖花姑娘的那朵花,到后来百万富翁慷慨解囊送给他的一千美元,以及他把那一千美元一分不剩地送给卖花姑娘,这些情节,无一不是对金钱至上的侧面批判。而他拯救百万富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处历程,未尝不是工业化时代,对精神沉沦的反思,对人性自我救赎的初步探索。
 
  三、卓别林的电影,以喜剧化的形式,担当了正史的功能,笑看社会的风云变幻,乐时代之乐,悲时代之悲。
 
  中国现当代导演孙瑜关于电影的社会价值,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影戏假如能用来描述民间的痛苦,至少可以促进社会的自警,让社会自己想一想,应该如何的改进自己。
 
  纵观卓别林的一生,其电影艺术的价值追求,无处不体现着浓厚的历史感,责任感。
 
  首先,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有着浓厚的人文情怀。
 
  一战后的美国,人们经历了从柯立芝繁荣期的乐观、自信到经济危机爆发后的痛苦和绝望。当工业化的快车突然在1929年10月戛然而止的时候,股市崩盘,股票暴跌,人们的财富水一样蒸发;数十万企业破产、数千万民众失业;各国以邻为豁,国际贸易锐减。
 
  危机中,受损害最严重的是普通民众。而同为小人物出身的卓别林,对此则感同身受。他的一系列影片中,都在竭力塑造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充分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人文情怀。
 
  不管是《城市之光》中的主人公流浪汉夏尔洛,还是《寻子遇仙记》中为幸福而奔波的夏尔洛,亦或是《摩登时代》中倍受工业化奴役而导致精神失常的夏尔洛,都在卓别林感同身受地演绎下,活灵活现。
 
  当卓别林以喜剧的形式,艺术再现这些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时,传达的是比命运本身更不易、更打动人心的力量。诚然,很多看卓别林电影的人,最初是抱着寻找暂时的快乐而去的,而卓别林却在这种快乐、幽默的背后,使他们进行了一次次的情感共鸣与精神洗礼。正如白居易那句诗所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其次,紧扣时代主题,关注人类命运,充满普世情怀。
 
  喜剧艺术虽然以夸张、荒谬、搞笑的情节和动作来吸引观众,但如果脱离了现实因素,其生命力将无法长久。卓别林的电影,其跨越百年,生命力经久不息的根源,与其紧扣时代主题,关注人类命运,充满普世情怀的深刻思想息息相关。
 
  卓别林生活的时代,人类历史风云变幻,和平与动荡并存,希望与失望并存。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和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使人们的精神倍受摧残,另一方面,战后的政治协调和经济上的变革,又带给人们尚不明朗的希望。作为艺术家的卓别林,以敏锐的眼光和善感的心思,将时代风云融入电影艺术当中,给人启迪,给人力量。
 
  《大独裁者》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当1937年卓别林提笔写下电影的剧本,并初步进行拍摄时,他收到了美、英等国的警告,让他不要拍摄有关讽刺希特勒的片子。当时,美、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法西斯行径推行绥靖政策。
 
  然而,卓别林顶住了各方的压力,包括纳粹德国的威胁,一直进行着他的拍摄计划。目睹过一战带给世界无尽灾难与痛苦的卓别林,希望以电影为武器,为维护世界民主与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在二战的炮火声中如期上映了。电影细致地刻画了希特勒,撕破了希特勒贪婪而恐怖的伪装,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同时预言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主义者的穷途末路。观众们看得如痴如狂,因为他们渴望和平。
 
  卓别林就像个和平的使者,与其说是他接受了时代的召唤,不如说是他召唤了人们。他将满腔热情融入电影,以人类命运为己任,呼唤着每个热爱和平的人展开行动,从而带着浓厚的普世情怀。
 
  总结:
 
  《城市之光》无愧为最杰出的无声电影,独特而精巧的结构,富有灵魂的画面和动作,以及细节刻画的对比式处理,都让人为之而陶醉和动容。
 
  卓别林也不愧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喜剧电影大师,他以精湛的艺术表现形式,用最深厚的情感,融悲剧于喜剧当中,创作出无数关注人类自身及整体命运的悲喜剧。他像一座灯塔,引领着人类在无声的世界里,寻找着有声有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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